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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纪委确实已经把文迪波‘双规’了，由于他还有‘株洲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一职，所以，不能确认是太子奶举报产生的后果。”8月3日，株洲市司法体系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8月2日下午，本报记者已收到消息，指高科奶业董事长文迪波已被纪委带走调查。记者随即致电文迪波，但其两个手机均处于关机状态，而高科奶业新闻发言人王琳的手机，则“无法接通”。株洲高科奶业经营公司接待处一位人士对记者称，“文迪波和王琳都出差了，现在不在办公室。”
一位熟悉太子奶的人士也指出，文迪波出事早有先兆：在6月24日的株洲市天元区委四届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文迪波退出了区委常委。而媒体报道称，7月31日晚，文迪波被株洲市政府找去开会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此番文迪波出事，恰逢太子奶集团破产重整的关键时刻。2010年7月之后，太子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间，管理人已举行了两次招商会，但均未能找到合适的重整方案。而2011年8月17日，将是新重整方案提交的最后限期。
文迪波被“双规”
文迪波曾说，“我是一名公务员、党员，自有党纪、政纪和法律管我。”
2009年初，株洲市政府成立高科奶业经营有限公司，以租赁的形式，托管深陷资金链断裂危机的太子奶集团，时任株洲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文迪波临危受命，出任高科奶业董事长。
公开资料显示，在出任高科奶业董事长之前，文迪波还曾任株洲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委员、高科集团董事长，以及天元区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等职务。
但随后，由于管理理念等不同，文迪波与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交恶。2009年11月，李途纯一度上书株洲市政府，称“文迪波对太子奶完全不懂，又不受监督，造成了重大损失”，并指，文迪波在托管期间签下千万广告款，涉嫌利益输送。
2010年1月，李途纯曾试图收回太子奶经营权，但最终未果。7月，其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批捕。
而2010年1月，高科奶业已引进“北京商络”和“上海明观”，作为太子奶的战略投资者，总投资超过5亿元。不过，一位李途纯阵营人士当时称，文迪波此举是为了“让某些人可以低价接手太子奶，从中获利”。
但文迪波被“双规”，是否与托管太子奶有关，目前还没有定论。“对他的举报材料太多，我们目前也没法确
定是否因为太子奶。”前述株洲市司法体系人士说。
2010年9月，在“文迪波签下千万广告款、涉嫌利益输送”一事爆出后，文迪波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公务员、党员，自有党纪、政纪和法律管我。”不想，不到一年之后，一语成谶。
8月3日，李途纯代理律师王清辉对本报记者称，他们正评估此次事件对“李途纯案”的影响，并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谁来接盘太子奶？
虽太子奶业绩达标，但高科已露“退意”，而地产商新华联则试图接手
媒体报道称，目前，株洲市政府已委派市委副秘书长何朝晖，临时代行其高科奶业管理职务。但文迪波的落马，对于正在进行的太子奶集团的“破产重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在2011年初举行的太子奶首次全球招商会上，高科奶业曾表达了对太子奶十分强烈的“接盘”愿望。高科奶业总经理助理、新闻发言人王琳公开表示，高科有意优先接手太子奶。但2011年5月，太子奶第二次全球招商时，高科奶业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不但不再表达接盘愿望，更大有退出之意。
而太子奶官网称，截至6月30日，其已实现产量2.6万吨，完成销售收入17701万元，完成全年销量目标的50.15%，圆满完成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既然有如此佳绩，高科为何退出？
就在高科奶业显露“退意”之时，一家名为“新华联”的北京家房地产企业，突然成为了太子奶的潜在“战略投资者”。据称，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与文迪波是老乡，同为湖南醴陵人，也与株洲当地政府关系密切。
在一位知情人士看来，新华联看中的，是太子奶株洲基地所在的地块。
目前，太子奶株洲三个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土地530342平方米、房屋237569平方米”等。
这位人士分析称，新华联集团旗下子公司新华联不动产，此前已借壳上市，其较有资金实力去解决太子奶的债务问题。2010年12月，管理人确认的太子奶债务约为12.13亿元，但太子奶1315家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却高达30亿元。
8月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太子奶破产重整管理人陈建宏不愿透露“高科奶业是否会退出”，但其亦未否认与新华联的接触。他还称，“按照《破产法》的规定，我们会在8月17日前向法院提交新的重整方案，然后，在一个月之内，也就是9月17日前，我们会召开债权人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