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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他完成《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报告，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建议。
中国青年报5月12日报道 全球粮价上涨已牵动国人的心，这不仅关系到普通老百姓饭桌，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的写作，他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记者：如何看待去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粮价暴涨？已有的分析说，各国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乙醇汽油开发、石油涨价，还有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工业用地挤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粮食需求量增大，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粮价上涨。请问，您认为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缺乏资本青睐，常常成为投入不足的产业，这使得其稳定的供给常常是脆弱的。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石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涨价、工业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两年集中释放，影响了粮食的稳定供给，打破了本来应该相对稳定的粮食供求平衡。
如果不能就农业经济的自身规律以及现代化系统对农业和农村的挤压，形成基础性的认识，粮食危机还会阶段性甚至周期性地出现。
而危机的受害者，几乎都是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收入水平比例）较高的平民，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幸的是，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应对粮价上涨而提供食物补贴。
记者：您认为忽视农业和农村是一种“全球现象”，这是粮食危机的根源？
周立：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新兴产业，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的。
原因十分明显：短时期内，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如其他产业一样，有爆炸性增长。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因此，在资本面前，农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
同时，这却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出现悲剧性结果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因此，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必然现象，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
记者：亚、非、拉一些国家已出现粮荒，并导致社会动荡。为什么粮食危机最早的受害者总是落后国家？这与他们国家的粮食政策有关吗？
周立：实际上，粮食危机表面上常表现为总量问题，而背后的原因却是结构问题。
回顾全球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前的时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一个单独的食物生产和经销体系，能够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反而，在绿色革命发生，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的近几十年，许多居民却常常面临粮荒的生存危机。两相对比，我们不得不考虑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了。
在现代技术要素注入农业后，粮食的总量，早已足够喂养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粮食的生产地区和粮食的消费地区，却出现日益严重的脱节。生产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粮食生产大国，而诸多主动或被动加入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他们本来具有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的供给。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在食物体系上仰人鼻息的，自然是那些无力维系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粮食供求一旦出现变数，受害的，自然也是这些国家的居民。
记者：有一种说法，“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穷人买不起粮食”，这大概也属于“结构问题”吧？
周立：美国是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它能够维系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获”有关，也是美国国内粮食生产体系、食品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已经产生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化大机器农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以实现本国粮食生产体系、食物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的良性互动，是题中应有之义。
逻辑上说，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就是这种结构矛盾的副产品。
不幸的是，仰赖美国等少数国家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供应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粮食政策有失误，那就是他们是弱国，没有认识到被单一食物体系同化后的危险，或无力抵挡被同化的命运。
2007年我在美国时看到一则报道，美国有1／4的食物，是丢进垃圾桶里的。美国在2006年10月17日，诞生了其第3亿个国民。简单计算，丢掉的食物，相当于近8000万人口的消费量。而当时报道的全球因饥饿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万。不幸的是，这些食物是在美国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这些赤贫人口的胃里。
记者：中国也正在经历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但在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上，相比国际价格似乎还相对稳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原因？
周立：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伴随1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市场化的推进，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国下一轮的粮食洗牌过程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记者：许多分析称，粮价上涨将是个长期趋势，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是否能维持粮价稳定？
周立：粮食价格的长期高企，并不符合粮食主要输出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国主导者的长期经济利益。所以，未来三五年内，粮食价格必然还有一个下落的过程，在未来这一轮粮价洗牌过程中，中国、印度等国的小农和独立的食物体系，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上，中国的主要粮食价格，早已既“踏破了地板”（成本价）、又“捅破了天花板”（国际价），中国的粮食价格调控，这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弹性空间。只是自从去年“天花板”价格大幅度上涨后，中国粮价才看起来具有竞争性。正因为这样，当这一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风潮结束后，中国粮食生产体系面临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记者：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看作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认为当下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对抗国内外的大型粮食企业，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立：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在食物帝国的诱使和迫使下，失去了传统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其国民也被塑造成为食品帝国所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也正在这一进程之中。
当一国的政府决策者和农业专家们，多已被“洗脑”，认同本地化食品体系不如全球化食品体系，小农经济模式不如农业产业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农业不如高资本、高耗能农业有竞争力的时候，悲剧的大幕就真正拉开了。
美国大农场模式，是与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能源价格低廉等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同时，又是在殖民扩张和高额补贴两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现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场交易）形成大农场模式。也没有一个先例，不依靠对产业化农场高补贴，就能击垮小农家庭农场的。
笃信“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信条的人，是看到了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和产业化食物帝国抗衡的表象，但没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记者：您在美国做过长期的农业调查，美国农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周立：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