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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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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

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我国清代,官场钦荣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官为燎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钦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

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忏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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