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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最早的饮器是陶制品。河姆渡文化遗存中有大量陶器，尤其是第四文化层，出土陶片达十万多片，复原陶器两百多件，这是一种夹灰黑陶。到第一、二文化层中，发展为夹砂灰、红陶。这里有许多当时或以后可以作为酒具的杯、盉等。当然，这时的陶器造型不规整，质量粗疏。在良渚文化和绍兴马鞍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陶器造型就较前规整了。那里的杯、碗、瓶、壶制作细腻，形状精巧。特别是良渚发掘的高颈贯耳壶、黑陶杯。黑陶杯黑色薄胎，上端呈盅形，上沿外卷，下端高足。70年代初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的陶杯呈柄形，有把手，工艺精细，表现了远古人高度的制陶技术，是古越酒具中的杰出代表。
是商代的酒具。1984年6月在绍兴附近的上虞樟塘乡发掘了两座商代龙窑。这是浙江最早的窑址，窑中有大量印纹硬陶片。1978年绍兴富盛镇曾发掘出烧制印硬陶的龙窑。这种印纹硬陶比过去的陶器质量大为提高，其中有许多酒具，龙以印纹陶鸭形壶为代表，壶形似鸭，扁长，灰褐色，器表印有花纹。至西周，印纹硬陶更加发展，酒具制作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
从现在发掘的绍兴、上虞等春秋战国龙窑看，出现了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同窑合烧的现象，这是原始瓷器的开始，是我国陶瓷业的一个飞跃，从此绍兴的酒具由陶向瓷发展。这时除杯、壶外，出现了盉、盅、尊等。1989年10月绍兴上灶乡发现了一批我
国原始青瓷，其中有盛酒器5件，均为圆盖，环形或鸟形纽，直口，斜弧腹，兽蹄形三矮足。肩部按弓形提梁。盖面及肩腹部凸或凹弦数圈，并间隔S纹。器物通体施薄薄的黄色釉。又有饮酒器盅20余件，均为尖唇，侈口，斜弧腹，平底。
内壁有螺旋纹，外底为浅线纹，通体釉色青黄。绍兴漓渚发掘的231座战国墓中，原始瓷已占40%，酒具用瓷土作胎，外施一层薄薄的青中泛黄或灰青色釉，便于接角唇部，洗涤也较方便，胎质坚实，制作精美。这时的陶制印纹酒具仍很多，如瓮、坛等，且式样很多，纹饰十分讲究，有各种花纹、朱字纹、方格纹、回纹、米筛纹，有的是细麻布纹一类细密纹饰，还做到了纹饰与造型协调，表现了当时人们已具有很高的审美眼光。
秦汉时期，绍兴的酒具起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我国的陶瓷技术进入新的阶段，尤其在东汉，成熟瓷出现了。成熟瓷首创于越窑。越窑是我国从东汉到宋一千多年中生产青瓷最著名的窑系。它生产的各种青瓷，包括酒具在内，曾长期称冠全国，风行海外，为我国古代主要海外贸易品之一。当时出现了能盛米、水、羹、酒多种用途的圆形双耳壶和钟。钟的形状和壶相似，唯底部圈足增高。此外，还出现了方形的陶钫。不久，饮酒器的耳杯问世了。此外，还出现了方形的陶钫。不久，饮酒器的耳杯问世了。耳杯呈椭圆形，两侧附耳，用粘土作胎，外施酱色釉，造型纤巧，端庄中显生动，平实中有动感，使用方便，受人青睐。王羲之兰亭聚会，曲水流觞所用的“觞”，就是这种耳杯。因此千百年来，绍兴人民对它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耳杯造型风韵雅致，别具格调，为陶瓷史上的珍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南方相对稳定，绍兴是北方士人聚居之所，社会风尚主清谈玄理，饮酒风之大盛，这就大大刺激了酒的生产，也促进了酒具的发展。这时的耳杯已用瓷土作胎，外施青釉，烧制温度更高。造型上，由东汉时沿平坦、浅腹平底发展为口部两端微上翘、底部收缩，因此更得玲珑精巧之状，具跳跃飞动之趣。耳杯还常与托盘相配，这时的托盘已较东汉为小。东汉时托盘内可放五六只耳杯，南北朝时只可放二三只耳杯。托盘与耳杯色彩青绿，釉层透亮，交相辉映，十分可爱。有的还呈褐色点彩，则更生动有味。饮酒器除耳杯外，还有其他不少讲究造型、纹饰繁杂的酒杯。1974年上虞百官出土鸟形杯，它以半圆形的杯体为腹，前贴鸟头、双翼和足，后装一个上翘的鸟尾。鸟头圆首尖喙，双翅凌空展开，两足收紧腹部，酷似一只飞鸟，形象十分生动。喝酒时欣赏评点，达到了美与实用的完满结合。这一时期的盛酒器，除圆形壶、钟外，还新创制了扁壶和鸡头壶。早期的鸡头壶，在壶的肩部一面贴鸡头，另一面贴鸡尾，头尾相对，生动活脱，但头尾均实心。到东晋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中空，后安圆股形把手。在盘口上装酒，从鸡嘴中流出。造型更生动活泼，也更实用。表现了古代人民的创造精神。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饮酒之风十分盛行。中唐以后，越瓷生产进入高峰时期。当时瓷器有“南青北白”之分。“南青”以越瓷为代表，越瓷釉层滋润细腻，图案丰富多彩，花纹装饰除划花外，还有刻花、贴花等，线条纤细、流畅，造型精巧、优美。当时，绍兴饮酒具主要是高足杯、圈足直简杯、带柄小杯、曲腹圈足杯，以及造型别致的海棠杯。碗也是饮酒的主要用具。陆羽评价越碗为天下第一。橙黄色的绍兴酒，倾注在青绿晶莹的酒杯中，色泽十分和谐，给人以美的愉悦。盛酒器主要为执壶。它由鸡头壶演变而来。执壶上端为盘口，短颈，椭圆形腹，一旁贴六角形或圆筒形的嘴，另一旁置一把手。早期的执壶多以素面为主，后期饰以花卉或飞禽走兽。绍兴上灶官山越窑出土的一件执壶，约可装1斤酒，造型考究，长流圆嘴，与嘴对称有两股泥条粘合的把手，肩两旁贴双耳，耳面成如意形，耳面划有花朵纹，腹部用图案组成4个圈，圈内又刻花，圈外缀小花朵并连纹饰带，嘴下腹部刻有铭文14个字：“弟子魏仁皓舍人，观音院常住使用。”可见是施主魏仁皓在官山窑定烧，专门送给观音禅院的。与执壶相似的还有一种盘口壶，大盘口，喇叭颈，斜肩，椭圆腹，平底肩部常有圆条形系。上虞等地还有一种多角瓶，直口，溜肩，腹部作上下两处束腰，凸腹部附朝上或朝下锥形角，每角4只。造型奇巧，不失为一种精美饰品。
宋、元时期，南方经济、文化超过了北方，尤其是绍兴，社会安定，曾一度为南宋的临时首都和东府。绍兴酒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因此酒具生产也更趋多样化和地方化。当时绍兴的饮酒器主要是盏、把杯和碗，盛酒器各具色彩，除执壶外著名的有瓜棱壶、兽流壶、提梁壶， 又新出现了玉壶春瓶、韩瓶等。其中玉壶春瓶为常见。梅瓶的造型尤为优雅，它小口、短颈、深腹，实用性强，口部易于封闭。韩瓶状如梅瓶，但更小，质地比较粗糙，为民间低档酒瓶。上虞宋代窑址达30多处，执壶最多，其装饰技术用划、刻、雕多种手法，瓜棱由凹线变为凸线，并多为两根并列双线，美观而又实用，这是工艺上的又一进步。
明、清期间酒具多种多样，有的在绍兴制造，有的由外地传入，尤其是酒具质量、原料愈来愈高级，造型精巧、高贵。例如：在明至清中期的执壶，在造型上较前期秀丽，把高流长，施釉更为润泽，光可鉴人，纹饰更多，五彩缤纷。其釉色有青花、祭红、祭蓝、洒蓝、黄釉、白釉、豆青等，又有三彩、五彩、粉彩、软彩之分。纹饰有云龙、缠枝莲花、花卉、花鸟、草虫、海兽、山水、人物、暗八仙等。到清晚期至民国时则通称酒壶，形制一般为四方形，器物外常绘粉彩仕女图。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烫酒壶和烫酒杯。由于绍兴酒最好是热了喝，所以这种壶和杯特别受人欢迎。烫酒壶呈八角形、六角形，也有圆的，在壶中心安放一个容积小于壶、口径略小于壶口的盅，约可放入半斤酒，壶内倒入开水，盖上盖，使盅内的酒受壶内开水的热量而变温。烫酒杯呈圆形，形似密缸，杯中置一小酒盅，杯内放入开水，加盖，把盅内酒焖热。烫酒杯内的盅，容量小，多用于大家闺秀，也可作室内摆设用。明、清期间的饮酒器，一般为酒杯、酒盅。酒杯为单耳杯，亦可作茶杯，有一种套酒杯，从大到小，一只套一只，每套10只，玲珑可爱。酒盅，大小不同，品种繁多，形状有圆形、齿口形、四方形等。除瓷质外，也有用紫砂制作的。
这种酒具始见于明代，普及于清代到民国。绍兴冶锡技术早在春秋时就很发达。明时，锡箔业兴起，不少生活用具也用锡制。
锡制用具不透水，不受潮，易密封，可用作盛酒具，也可以作温酒器。当时锡酒具有酒壶和烫酒壶，其造型有圆的，也有四方形的。
其起源较早，到明时较为多见。常见的有圆形匣盅，内壁用银，外包木层，涂上黑漆，浮雕暗八仙，一般10只一套，放于木匣内，可作礼物送人。
景泰蓝本是一种工艺美术品，在铜质器表涂上彩色珐琅质，绘上花纹，花纹四周嵌以铜丝，考究的嵌金银丝，再用高温烧成，始制于明代景泰年间，当时只有蓝色，故名景泰蓝。景泰蓝原系宫迁用品，盛行于景泰、成化年间。绍兴的景泰蓝酒具很多，有酒壶、烫酒壶、烫酒杯、酒盅等。绍兴酒很早成为朝廷贡品，用这种酒具相配，也正“门户相当”。这种酒具与金、银制酒具一样，多用于上层人士和富贵之家。
主要是犀牛角制。这种酒具出现很早，当时叫“觥”。《诗经·幽风·七月》：“称彼兕觥”，后来成了酒杯的代称，成语有“觥筹交错”，就是说
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十分热闹。明时，非洲犀牛角不断传入中国，材料多了，开始时用作药材，后雕刻为工艺品，也就更多地用于传统酒具的制作了。犀牛角酒具最多的是杯和盅。因为相传用犀牛角做酒杯、酒盅，可以祛火消炎，降低血压，还可防毒除害。毒药如入犀牛角酒器内，酒即能起化学作用泛起水泡，使人知道酒中有毒。因此，这种酒具尤受人垂青。另外，还有羚羊角酒盅、虬角酒盅、酒杯，以及其他角制酒具。
绍兴、诸暨、新昌一带山区盛产毛竹，有人就取粗大毛竹老头制作成酒具。有圆形、扁形两种，削磨精细，外刻花纹、鸟兽，大的可盛1斤酒，小的也可放半斤左右。粗野中见细巧，就地取材，是山野百姓的创造。
绍兴一带酒店普遍用一种铁皮制的温酒器，名曰氽筒，状为圆筒形，上端大口，腹部稍收敛，也有的上下一般圆，平底，上端口外装一环形扣，以扣住热水器。氽筒小的可放1斤酒，大的能盛5斤酒，天冷时作烫酒器用。谚云：“跑过三山六码头，喝过氽筒热老酒”，即是指这种“氽筒”。这是绍兴特有的温酒器，朴素而实用，直至今日，使用不衰。
绍兴酒具品种繁多，代有精品，盛传不绝，材料讲究，工艺精致，其造型和纹饰充分反映了各个时代的风格和绍兴的地方特色，反映了手工业和工业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情趣。因此，它既是一种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可供赏玩的工艺品。